2016年11月8日，国际著名城市规划学者、学院客座教授梁鹤年先生来我院讲学，梁先生以“城市规划研究方法和西方文明的未来”为题，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。讲座由学院院长李志刚教授主持，周婕教授等校内外百余位师生参加了讲座。
首先，梁鹤年先生从自己学术研究的缘由讲起。梁先生早年在英美学习，希望能够学成为我所用，即“洋为中用”，但经过多年的考察和思考，梁先生认为“洋为中用”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隐患：虽然“洋为洋用”可以启发“中为中用”，但“洋为中用”是很难的，“洋为中用”之弊在于使“中”自己的东西生长不出来。面对洋文化，梁先生的治学态度是“以水为法”。水是没有形状的，它具体形状就是容器的形状。我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，要能够了解西方容器——西方背景文化的特点，面对西方要学会“学习”而不是“抄袭”。
梁先生指出，当前中国规划在学习借鉴西方时存在误区，并提出在“比较研究”中的“背景迁移法”。他以“如何判读西方的政策能不能很好地运用到中国”为例，指出借鉴过程必须要分解为“描述-鉴定-分析-迁移-再分析-研究-塑造”七个步骤，并强调了“背景分析”的重要性。要分析清楚需要“借鉴的政策”和“国内的背景”之间存在着的“吻合”、“冲突”和“张力”三种关系。
梁先生揭示了城市规划理论形成发展的一般过程，即从“物→物之理（physics，物理学）→物之理之理（metaphysics，形而上学）”。与此相似，梁先生认为规划“理论”分为三类：描述性理论、解释性理论、指导性理论。“描述性理论”是描述事物的理论，是“事实”(fact)，比如我们所见所闻的是城市现象。解释性理论是解释事物运行机制的理论，是“真理”(reality)，包含“本质”（truth）和“关系”。本质即因果关系，但相关关系不一定是因果关系。梁先生运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方法，以城市扩张与小汽车、电冰箱同时增加作为例子，解释了城市现象中的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。而对于“指导性理论”，梁先生创新性地在理论层面赋予“天时”、“地利”、“人和”新的解释，在不能改变的“天时”大背景下，选择最优的“地利”，利用特定的“人和”，来指导城市建设。
梁先生以“旅鼠”故事为喻结束讲座，他希冀大家在学“洋”这样的大环境下，能够理性的选择：“我们都是在’旅鼠’的队伍里前行，如果不确定方向对不对，那就走得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最好找个高处去看清形势，努力找到正确的行进方向。”
本次讲座，梁鹤年先生不仅为我院师生带来严谨的规划研究方法，更让我们对西方的文明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。
据悉，梁鹤年系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原院长、终身教授，国际著名城市规划学者，“城市人”理论武汉大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，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客座教授。 1970年毕业香港大学建筑系，197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城市规划硕士学位，1982年获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硕士学位，1985年获英国雷丁大学土地开发与管理博士学位。1986年开始回国讲学，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、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国土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。著有《简明土地利用规划》、《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》、《旧概念与新环境——以人为本的城镇化》、《政策规划与评估方法》、《经济•土地•城市——研究思路与方法》、《Land Use Planning Made Plain》。2002年中国国务院将外国专家的最高奖——国家友谊奖授予梁鹤年先生。
